头脑摸鱼环节 虽然肉体正在饱受摧残,但是我的大脑却处于空灵放松的状态,我于是开始胡思乱想。 从最近的议会选举开始想起。香港的议会选举在过去一个多月搞得大张旗鼓,什么民建联、新民党、自由党的议员纷纷出动,不仅定制了自己的选举海报和宣传语,糊在大街小巷的每个角落,还时常亲自出马,每隔三五天就站在地铁站口或者交通枢纽,微笑挥手示意每个路过的人给他投票。临近选举日,阵势便愈发夸张,不仅路边竖起了“选情告急,就差你一票”的大旗,还成群结队地站场子,你站东南角那我就站西北角,旁边是清一色统一着装的伙计,甚至连一些政治大佬也亲自下场合影啦、宣讲啦,总之就是无所不用其极,就差向对面阵营丢西红柿了。港铁也是卖力宣传,在每个广告栏都播放“1210选举日”的宣传片:“区选齐投票,共建美好社区。”影片的内容大致就是残疾人通过投票获得了无障碍通道,家长通过投票获得了全新的儿童游乐设施,大家通过投票共建美好社区。我无意展开政治批判,我只是一个外来者,所有的喧嚣与热闹仿佛都与我无关,我只是以一只路过的蚂蚁的身份旁观这次选举。 选举共建美好社区的愿望固然美好,但是既然需要自下而上选举而非自上而下的选拔,则说明民主选举的过程是一种竞争的过程。“哭得响的孩子有奶喝。”因为有限的资源和无限膨胀的需求(经济学的假设),我们的抉择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。而被选举人即代表了其选民的一种意志集合,对资源分配的愿望——预算是优先用来建无障碍通道还是用来建游乐设施。选举的胜出则代表一部分人的意志(或者说愿望)“合理”地胜过了另一部分人的意志。这个“合理”的标准则是数量。 为什么是数量? 我感觉到了我历史和政治(或许还有哲学)背景的贫乏,难以解释它的合理性。意志的竞争,愿望的角逐,最早且最有效的方式估计就是力量,或者暴力。后来大伙发现愿望有相通之处,于是一群人和另一群人的愿望的竞争演变成了力量的叠加,即群架乃至战争。时至今日,我们对于数量优势的认知或许是文明的进步,或许还停留在文明的荒野。究竟是“人人平等”的启蒙,还是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的教训,铸就了今日文明的基石?不论如何,我们现在就是看到了这样的景象:我们想要什么,大部分时候不能自己争取,而要选择一个代理人,替我们去争取。我们不用当出头鸟,但获得的利益也就容易打折扣。公司制、议会制,乃至更根基的货币交换商品,都是如此。我们要做的是什么?投票票,挣钱钱,总之都不是直接来,而是拐弯抹角地来。 再发散一下。通过并不怎么细致的观察,我们可以发现当代的人正在失去生存的能力。这点在香港尤为明显。楼下守门的大爷,活了大半辈子,仿佛也没怎么做过饭,吃的大多是香港特色“三送饭”。当然,我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。把我流放到荒野,我估计活不过一周,就算是条件好一点的乡村,我柔嫩的双手也难以挥动沉重的锄头。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生存能力正在脱钩,异化成某种特化的能力(虽然我感觉很多人特化出的能力也并不具有特殊性,尤其是对于很多从事机械性工作的人而言)。力量和暴力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式——毕竟用进废退。当参加1000米考核时,有人会哭爹喊娘;当面对没水的饮水机时,有人会选择花五分钟叫工人扛就在地上的水桶,而不是花三十秒自己上;或许只有一种场合会让所有人都乐于炫耀自己的力量:装逼时(尤其面向异性——就像亚马逊雨林里为了求偶的动冠伞鸟大打出手一般)。 好的,回到主题。我之所以时常会对社会感到厌烦乃至恐惧,和这种委婉的扭曲脱不开干系。如果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,大家做大蛋糕的愿望就会大于分蛋糕的愿望,所以很好说话;而当经济一旦没以前那么景气,那么大家为了分蛋糕就会开始内卷;内卷也就罢了,由于已经抛弃了野蛮的陋习,现在讲究一个文斗,不仅要比干活干得好,心机和口才那更是必不可少。就算你再不愿意,你也已经置身其中,除非你不想按现代社会的方法做事,回去种田自给自足——当然前提是你有田。斗多了大家就都难免心烦,不由得开始怀念原来无忧无虑的远古状态,原始的力量,纯粹的愿望斗争。所以我觉得户外开始火起来了……这种对于野性的回归,对于力量的适量崇拜,无疑是适合当代人的放松。 我这小半辈子都是在荒野中度过的:一半是自然的荒野,另一半是文明的荒野。两者都让我受益良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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